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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20倍的增长奇迹,暴利链条积聚风险

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突破7万亿元,急剧膨胀的规模之下,隐藏的是信托的暴利链条和积聚的风险。

2018年,资管新规等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信托业进入严监管时代,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下半年严监管政策边际放松。接近监管机构的人士指出,2019年,监管将坚守风险底线,立足行业发展实际,引领信托业行稳致远。

信托资金主要采用贷款和金融资产投资为主,主要投向基础产业、房地产、证券市场等领域。信托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与期间经济发展和监管有关。从资金运用方式看,贷款占37.9%,可供出售及持有至到期投资占26.5%,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占14.0%,长期股权投资占8.3%,存放同业占4.5%,前五位合计占91.2%;从资金投向上看,资金主要投向基础产业、房地产、证券市场、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等五大领域,占比分别为15.8%、9.0%、14.4%、19.7%、26.2%,合计占比85.1%。

  本报记者 郑智

资产规模从1万亿元到7万亿元,信托行业只用了5年,在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个行业能达到如此高的增速。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信托业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信托牌照红利和刚性兑付影响逐渐减弱。展望2019年,信托行业传统的通道、房地产、政信等业务将努力在符合监管要求下,把握大势,挖掘潜力,做精做细;信托业将努力探寻新的业务增长点,发力资产证券化、家族信托、消费金融等业务。在“传承”与“探路”之间,信托公司将加大转型步伐,逐步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银信合作:通道业务,投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监管套利酝酿风险并引发清理整顿。1)信托规模的飞跃式发展得益于“银信合作”模式,通道业务绕过监管,为房地产和基建项目融资。尤其是2008年底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和工商企业有强烈的融资需求,为银信合作业务爆发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2008年12月4日,银监会印发《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意味着银行理财资金通过信托通道发放贷款这一银信合作模式得到了监管部门的许可。银信合作的监管套利模式是:一方面,信托公司从事通道业务基本不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只是让商业银行借用其信托通道开展业务而已,信托公司相当于净赚通道费用,而且还能依靠银行资源快速扩大资产规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借道信托通道,不仅可以拥有更多的投资渠道,还能规避监管,将表内资产转移至表外,迅速做大总资产规模。2)银信合作通道业务带来了巨大隐患:一是逃避监管,风险积聚;二是绕开信贷政策限制,影响宏观调控效果。3)因此监管部门对银信合作出台了多个监管措施。2010年8月5日,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融资类业务余额占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30%;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要求将表外资产在今、明两年转入表内,并按照150%的拨备覆盖率要求计提拨备,同时大型银行应按照11.5%、中小银行按照10%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计提资本。2010年8月24日,银监会公布了《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规定:信托公司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2亿元,净资本不得低于各项风险资本之和的100%,净资本不得低于净资产的40%。随后银信合作迅猛的发展势头受到了一定的遏制。

  实习记者 张力 北京报道

WIND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已经突破7万亿元,超越保险业资产规模,成为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金融服务行业。而在2007年年底,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尚不足1万亿元。

监管防风险稳步推进

    伞形信托:为股市加杠杆,引发股灾。在2014-2015年的大牛市中,信托公司通过伞形信托的方式提供场外配资服务,伞形信托的每个子单元都引入劣后/优先份额的产品结构。高杠杆交易催生了股市泡沫,监管层于2015年上半年去杠杆清理场外配资,下半年“股灾”发生,杠杆爆仓频发。2016年3月18日,银监会向各银监局下发《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作的意见》,规定结构化配资杠杆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1,最高不超过2:1,相比之前业内常见的3:1有明显的压缩。

  中国信托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信托业管理的资产规模在去年底超过基金公司后,再次暴增1万亿,9月末达到40977.73亿元。这一结果令人费解。

据用益信托数据,2012年信托业年化平均收益率达到9.2%,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也高于股票市场的收益率。

2017年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突破26万亿元,信托业一跃成为第二大金融子行业。伴随着信托业的高速发展,长期积累的通道业务占比重、经营粗放等问题和风险逐渐暴露。2018年,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信托业进入了严监管时代。

    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崛起:全面金融自由化和监管竞赛,分食信托通道蛋糕。2012年是大资管行业爆发式增长的起点,监管层全面放开通道业务,证监会颁布并实施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允许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复制了信托在2008-2010年间高速扩张的发展路径,充分利用监管红利,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而信托公司由于监管更为严格,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最明显的便是信托公司在2010年8月后便受到净资本约束,而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则没有,从而后两者能够以低廉的资金成本压低通道业务的费率,蚕食信托的市场份额。

  按多数人的预计,银信合作新规出台,并实施净资本管理办法后,信托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会大幅缩水,重新打回3万亿。但事实却是突破4万亿,且9月末银信合作余额为16732亿元,相比年初的16605亿元还略有增加。难道相关政策完全失效?

信托业在规模快速膨胀的背后,是高风险的隐忧。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从吉林信托、华澳信托到中诚信托、中融信托,信托兑付风险渐次暴露,而随着2013年集中兑付潮的到来,信托业多米诺骨牌会否就此倒下?

2018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出台,对规范非标投资、消除监管套利以及打破刚性兑付做出了明确规定,把防范和化解资产管理业务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8年4月-7月,银保监会在全国范围内对信托公司进行抽查,专项检查影子银行、交叉金融以及信保合作业务,通道业务是检查重点。在严监管的预期下,部分信托公司暂停了通道业务,其余公司也提出了通道业务规模只减不增。

    金融去杠杆推动监管升级。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矛盾已越来越深,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密集出台政策金融去杠杆,2017年4月银监会三三四专项检查再度升级监管。2016年《关于修改〈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决定》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暂行规定》分别对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做了净资本约束,从而使得两者不再对信托具有资金成本方面的优势。2016年7月,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银行理财新规出炉,划分投资范围,限制产品杠杆,并且明确限定银行理财对接非标债权资产的通道为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的通道业务受到严重冲击。

  本报调查获悉,这主要源于对银信合作“转表”的错误理解。“转表并非是银行用表内资金将表外的银信合作信托贷款、信贷资产买进去,而仅仅是单列台账,视同表内信贷资产,补充计提拨备。”11月10日,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这导致存量的银信合作规模还在。

信托业的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在全社会财富管理需求急剧膨胀之下,信托业凭借“无边界服务、无障碍运行”的先天制度优势,通过银信合作等方式获得了高速发展。

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二季度末信托资产余额为24.27万亿元,比第一季度末的25.61万亿元下降了1.34万亿元。这是自2010年季度统计数据以来,首次出现信托资产规模的连续下滑。二季度,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下降明显,从一季度的15.14万亿元下降到14.30万亿元,减少8414亿元,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为58.93%,比一季度下降了0.19个百分点。

    迎接大资管行业统一监管的时代来临:终结监管套利。2017年2月21日推出《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7月4日央行发布《2017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专题一为“促进中国资产管理业务规范健康发展”:1)截至2016年末,资管行业总规模约60多万亿元。2)资管业务类型和合作模式主要是银行同业理财、银信合作、银证银基合作、银保合作、银信证基保合作。3)资管发展中需要关注五大问题,包括资金池的流动性风险隐患、产品多层嵌套的风险传递、影子银行监管不足、刚性兑付的风险、部分非金融机构的无序开展资管业务。4)要从统一监管入手来解决问题:分类统一标准规制,建立穿透式监管和宏观审慎框架;打破刚性兑付,减少预期收益型产品发行;健全独立账户管理,控制股市债市杠杆水平;消除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控制并逐步缩减非标业务,防范影子银行风险;建立综合统计体系,记录产品信息,以进行穿透式监管。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在“一行三会”之上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该协调委办公室设在央行,以有效发挥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此外,银监会要到年底才考核信托公司的净资本,所以新增银信合作只要能在年底前到期,也不会对信托公司的净资本达标构成压力。

2007年,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为9358亿元,2011年底接近5万亿元,2012年底更是突破7万亿元。5年来,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迅速膨胀,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惊人的50%。

非标融资的收紧导致了2018年社融增速的持续下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8年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显示,11月末,委托贷款余额为12.58万亿元,同比下降9.6%;信托贷款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下降4.9%。2018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从1月的12.7%持续下滑至11月的10.2%。在这一背景下,监管对信托业务适度放行。8月初,多家信托公司确认监管要求在符合资管新规及其细则前提下加快项目投放;8月20日,《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下发,明确提出支持信托公司开展符合监管要求、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的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2018年下半年,部分信托公司一定程度增加了此项业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18年12月13日在“新浪·长安讲坛”上表示,影子银行实际上是金融市场的必要补充,影子银行不是完全负面的词,只要依法合规经营,便能成为金融市场的有效部分。

    监管加强后信托业将回归本业,去通道,非银机构缩表,监管加强短期对经济有一定压力但获新周期支撑韧性强,债券市场承压但股票市场获基本面支撑。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银行采用购买信托收(受)益权的方式逃避了银信合作新规,继续以信托公司为通道,发放表外贷款。“信托公司的风险资本计算规则存在漏洞,银行和信托公司很快钻了空子。”业内人士透露。

从受托资金的运用方式来看,在2012年新发的信托产品中,权益类、贷款类和其他类投资信托为主要信托资金运用方式,发行规模分别为1406.67亿元、1540.87亿元和1104.72亿元,三者共占2012年全年新发信托产品总数的62.66%。其中,权益类信托规模同比下降9.82%,占比由2011年的26.37%降至21.75%;贷款类信托规模同比增加14.35%,占比由22.31%同比上升至23.83%;其他类信托规模同比增长80.10%,占比由10.37%同比增至17.08%。

业内人士预计,2019年,信托行业发展的监管生态,将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首先,金融改革继续深化,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机构的使命;其次,更加强调公平竞争的监管态度,不同资管子行业间的监管差异进一步弥合。

  信托风险资本计算“漏洞”

占比同比降幅最大的是股权投资信托,规模同比下滑62.74%,占比由2011年的18.86%降至6.43%。2012年新发股权投资类信托产品近年来首次跌出三甲,其他类新发信托产品异军突起。

“信托业一直是金融机构的试验田与改革的排头兵,是正规银行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也是国家财富市场的主力军,从严监管到政策边际放松,都是对金融市场的有效调解。”国通信托董事会办公室总监刘光祥表示,2019年,信托等大资管金融机构将会有平稳发展空间。

  2010年银信合作规模失控,直接导致信贷规模管控失效。当年底,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30404.55亿元,其中银信合作高达2万亿左右。

从受托资金的投资方向来看,据华宝证券统计,2012年,基础产业的信托产品数量占信托产品发行总数的22.43%,金融市场信托产品占21.77%,房地产信托产品占15.91%,工商企业信托产品占17.08%,其他信托产品占22.81%;相较2011年,基础产业产品占比从8.31%上升14个百分点,在2012年这一年中增长迅猛,在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上均超过了房地产信托产品。

三大传统业务潜力待挖掘

  导致信贷规模管控失败,并惹怒监管层的是融资类银信合作,即银行理财资金通过信托公司购买信贷资产,发放信托贷款或购买票据。

事实上,从2011年年底开始,新发行的房地产信托产品数量便呈现下降趋势。据多家券商研判,房地产信托产品的下滑,主要源于市场需求的萎缩,投资者出于对部分房地产信托产品能否到期后顺利偿付的忧虑,在一定程度上选择避开房地产信托产品。

作为信托公司的传统业务,银信合作业务占据了信托公司业务的半壁江山。2018年上半年,在银监会55号文、资管新规等政策要求下,信托公司开始压缩通道业务规模;下半年,部分信托公司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此项业务,但整体来看,信托降通道的大趋势并未改变。中国信托业协会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13.61万亿元,延续今年以来持续下降的态势。这也是信托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

  因而,银监会对此进行了“精准打击”。“72号文”要求银行在2011年底将表外资产转入表内;今年初出台的信托公司净资本、风险资本计算标准,则要求信托公司对投资信贷资产、信托贷款、票据的银信合作业务计提高达10.5%的风险资本,以迫使信托公司放弃此类业务。

而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基建类信托产品在2012年大幅攀升。申银万国分析师朱赟认为,该类信托产品高增长的原因之一在于,2012年地方政府进入债务偿还期高峰,加上监管层对银行平台贷的控制,发债和信托融资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重要融资来源。

“信托作为独特的金融子行业和法律制度安排,服务于银行和银行大资产体系,与之形成的紧密合作关系并没有完全被打破。未来,传统的纯通道类银信合作业务将逐步被服务信托替代。”资深信托研究人士李烨表示,服务信托指的是银信双方在资管新规范畴下进行合作,例如,证券信托业务,信托为银行私人银行、银行资管提供更好的证券信托、阳光私募产品以及投顾服务,在各业务链条发挥信托的比较优势,提高服务能力。

  但这一系列银信合作新规存在漏洞,对银行理财资金投资各种“信托收(受)益权”监管仍然非常宽松,仅需要计提1%左右的风险资本。利用这个概念,银行可以继续利用理财资金发放贷款。

据《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统计,2012年全年新发基建类信托产品共计333只,较2011增长了3倍。基建类信托产品的“井喷”弥补了房地产信托产品的低迷对信托业整体业务收入的影响。

备受市场瞩目的银行理财子公司纷纷成立,为银信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李烨指出,未来信托与银行理财子公司可在证券信托、投顾、资产介绍、客户渠道共享等方面形成合作关系,也可以共同探索“公募/私募理财”+“信托”合作机会。

  举例而言,一个企业需要融资1亿元,拥有的可抵押资产是一处价值2亿元的商业物业,按照原有银信合作模式,交易结构为物业抵押给信托公司(实际为银行控制抵押物),信托公司利用银行的理财资金发放信托贷款1亿元。现在的交易结构变为,企业将物业委托给信托公司,受益人是自己,相应地拥有一个“信托收(受)益权”,然后银行理财资金出价1亿元从企业手中购买这个“信托收(受)益权”。

据中信建投统计,2012年信托业营业收入预计为662亿元,较2004年的29亿元增长18倍;2012年信托业净利润预计为466亿元,较2004年的8亿元增长61倍。

在房地产、基础设施等私募投行领域,信托公司深耕数年,善于根据融资客户的需求与监管政策的要求,设计相应的融资结构、资金安排与合同条款,拥有较多的资产获取渠道,培养了一批投行业务的专业人才。同时,信托公司内部普遍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风控合规体系,熟悉私募投行业务的风险点与把控手段,业务经验可广泛运用到更广阔的私募投行领域。

  两种模式的实质都是银行理财资金通过信托公司向企业发放一笔贷款。但后一种方式,银行不需要补充拨备,信托公司不需要按照10.5%计提风险资本。对于这个漏洞,当初的政策制定者并非不知晓,之所以没有堵上,是因为“投鼠忌器”。首先,如果对各种“信托收(受)益权”业务一刀切严监管,不利于信托产品的创新;其次,如果对所有的银信合作业务,都按10.5%计提风险资本,绝大多数信托公司净资本都无法达标,只能暂停业务。

尽管近两年在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监管层对信托业的监管调控时时跟进,但出台的相关政策通常仅是对信托业资产规模单季度的增量影响较大,并没有改变信托业规模的整体增长态势。

中信信托金融实验室负责人周萍建议,未来,信托公司一方面可挖掘传统信托业务上下游业务机会。基于在私募投行领域的深耕细作,信托公司可通过介入私募投行业务的上下游,或挖掘私募投行业务客户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其他需求,实现信托业务链条的延伸;另一方面,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消费升级以及产业升级展业,在“防风险、去杠杆”的政策指导下,传统房地产与政府融资平台非标信托业务合规风险提高,展业难度增大。信托公司应紧跟国家战略发展步伐,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努力将展业范围从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延伸至国家重大战略、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

  令监管者无奈的是,原本善意地留下政策缓冲空间,银行和信托公司却马上“钻空子”。虽然银监会多次要求不要进行此类监管套利,但据本报调查,多家银行仍然我行我素。这背后也折射出银行理财发展的困惑,“银行就擅长做贷款,你不让它投贷款,那么多理财资金投哪去?”一位业内人士说。

信托业规模增长的第一个关键时点是2007年,信托业总资产在当年的同比增长率达到176%,尽管有2006年信托业资产规模基数较低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则是银信合作带动了信托业资产的膨胀。

资产证券化站上风口

  4万亿资产规模水分大

2007年股市“火爆”,市场上所有的资金都渴望进入证券市场,但问题在于,银行的理财资金在当时无法进入该市场,而信托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横跨三大市场,于是信托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银行理财资金的主要渠道。

2018年以来,在信托加强监管、回归本源的大趋势下,信托公司不得不直面挑战并开始主动拥抱变革,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业内人士指出,未来一段时期内,资产证券化、财富管理、消费金融等业务或将站上行业风口,为行业转型带新机遇。

  “做信托最重要的是跑银行,银行关系有了,项目有了,资金有了,剩下的事情就太简单了。”一位资深信托经理说。

一位银行理财经理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因银行信贷规模受到严格限制,部分银行将大量贷款打包,然后让信托公司认购,信托公司以此作为资产再发行产品。一方面,银行可以将这个信托产品买回,作为投资项,并将这个作为整体资金池的一部分发行银行理财产品,回笼资金;另一方面,银行可以再通过信托发放给指定的客户,信托从中收取千分之几的银信合作费率,由于银信合作的总量巨大,信托业规模集腋成裘。

2018年,多家信托公司大力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托型资产支持票据业务发展迅速。据Wind数据统计,2018年共有24家信托公司作为发行载体管理人,发行资产支持票据规模合计1141亿元,同比增长140%。

  这反映出一个现实,银行体系利用信托平台大量进行表外融资,而信托业管理的资产规模虽然庞大,但实际是“虚胖”,充当的仍然是通道角色。

此外,长期的负利率环境也催生了银信合作的发展。安信证券分析师杨建海认为,在负利率市场环境下,储蓄存款增速下降且存款活期化现象明显,使得部分银行体系内的资金涌入信托体系。

周萍表示,信托公司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将迈入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信托公司应立足基础资产,提高产品设计能力、内部运营效率等SPV受托服务能力;同时,打造覆盖资产获取、受托服务、承销、夹层投资的资产证券化全链条业务。

  9月末,信托业集合资金信托的余额达到11496亿元,在各种信托业务中的占比达到28.05%,而2010年末的数据还只为6267亿元和20.61%。

杨建海表示,尽管资金从银行体系进入到信托体系,但资金并没有脱离投资者最为信赖的银行体系,虽然资金风险较存款略有增加,但资金的收益率和安全性的匹配度却较资本市场高。

2018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信托过渡期细则,对家族信托进行了定义和规范,并明确家族信托不适用于资管新规,这为信托公司进一步开展家族信托业务提供了政策支持。10月,银保监会信托监督管理部主任赖秀福撰文聚焦家族信托业务。他指出,家族信托是信托公司的本源业务,也是未来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家族信托将成为信托公司客户黏性最高、最稳定、最为长期可持续的业务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余额和占比的双升,体现了信托公司资产管理能力的提高,但其中仍存在水分,业内人士称为 “伪集合信托业务”。

信托业规模的第二个关键增长时点是从2009年到2011年,房地产信托的繁荣推动信托行业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11年房地产业务的收入甚至占据了整个信托业收入的70%。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加上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全面禁入,使得房地产业热度不断降低,开发商现金流压力越来越大,逼迫大量的房地产企业寻求信托进入,让信托成为了房地产业的融资渠道。

周萍认为,未来信托公司发力家族信托业务应凭借商业银行的社会信用与网点布局优势,与私人银行紧密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建立覆盖法律咨询、资产配置、税收筹划、高端医疗、子女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生态服务圈;此外,可以拓展保险金业务,实现家族信托业务与保险金信托业务的联动发展,丰富委托财产类型,发挥保险金信托的财富传承功能。

  比如,银行有一个房地产企业客户需要融资,找来信托公司设计一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然后由银行对其高端客户发售。银行仍然控制项目和资金来源,信托公司的话语权很弱。

信托业规模激增的第三个高峰在2012年,主要是由于政信合作的贡献。朱赟认为,政信合作是基础产业信托的一种典型模式,包括市政建设、公路、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科技、通讯、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信托公司与各级地方政府开展的合作业务,将募集资金交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地方财政则为项目提供显性或隐性担保。

除此之外,随着消费对GDP拉动作用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将目光聚焦于庞大的消费金融市场。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信托对消费金融市场参与的深度、广度将日益加深。

  同理,过去9个月里,非银信合作的单一资金信托增加了4000多亿元,其中仍然有相当大规模是帮银行进行表外融资匹配。

2012年,以政信合作为基础的新发基建类信托大幅上升,在规模上逆转新增房地产信托。中信建投分析师魏涛认为,新发基建类信托产品的激增,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率的上升和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加大,信托公司出于自身风险和利益的考虑,加强了信托产品的增信,这些助推了政信合作业务在数量和规模上的爆发。

在信托公司的转型中,科技金融无疑也是重要砝码。2018年,不少信托公司重视科技金融的发展,尤其是在财富、资产端风控等方面,充分探索Fintech手段与业务场景的结合,促使信托业务实现线上化甚至智能化。李烨指出,未来,科技、信息技术将逐步赋能信托业务,甚至在局部引导信托业务。

  因此,“信托业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不值得庆贺,它所体现的资产管理能力,连基金公司的那2万多亿都不如,很大程度上只是体现出信托制度的功能被银行发掘和运用。”一位资深信托人士直言。

对于上述信托业规模增长的三个重要时点,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监管层往往采取先放后管的策略。 在银信合作方面,监管层近两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规范银信合作的规范,例如2009年12月《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10年8月《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和2011年1月《关于进一步加强银信合作业务的通知》;在房地产信托方面,监管层也相继出台规范,例如2010年2月《关于加强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2010年12月《关于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2011年5月《关于逐月上报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监测表的通知》以及《关于做好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监测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在政信合作方面,监管层于2012年12月31日着手规范,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旨在控制地方融资风险。

展望2019年,周萍认为,信托业应致力于做灵活的融资服务提供者,发挥信托融资的优势,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继续发挥熟悉基础资产的非标信托融资优势,将展业范围从房地产、地方政府平台等传统领域拓展至国家重大战略、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等新兴领域,并提高融资服务、财富端资金对接非标信托资产等能力;同时,要做优秀的资产管理者,丰富居民与企业投资理财渠道,大力培育资产管理能力,充分发挥过去开展阳光私募业务积累的托管/运营经验与数据优势,坚持服务型与主动配置型的资管业务“两条腿”走路;还要做忠实的受托事务执行者,大力发展家族信托、慈善公益信托、消费信托等服务信托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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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监管层针对信托业使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但着力点在于如何规范信托业发展,对信托业资产规模的持续增长趋势影响有限。

周萍表示,无论何种定位,“只有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方向才是转型方向;能力才是信托公司的唯一竞争力。经营者和监管者只有致力于打造能力,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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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中国信托业峰会上,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指出了信托公司发展中的四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粗放式增长。蔡锷生表示,很多信托公司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明显的质量不高和后劲乏力,提高资产管理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立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将是长期艰巨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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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统计,几乎所有的券商都一致认为,针对信托业的规范措施仅会对信托结构增量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信托由于有着横跨三大市场的天然优势,使其能够迅速寻找到可以替代的资金渠道,所以信托业的总体增长趋势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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